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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“超级妈妈”(下

更新时间:2018-08-20 编辑:adminxw 点击:

  再次,“超级妈妈” 及其育儿支援网络有脆弱性,也包含不平等。有许多因素,例如儿童数量增加,地域流动性增加,多子女家庭,居住条件受限等等,会削弱家庭照顾资源。在一孩条件下有效的代际协作网络,在二孩条件下会出现难以持续的问题。此外,过度依赖祖辈的帮助,会给祖辈(特别是女性)带来压力,减弱她们晚年生活的度和幸福感。更重要的是,经济条件较优的城市家庭举全家之力增加育儿的资源投入,客观上使流动务工群体的家庭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加相形见绌,不利于切断城乡差距和差距的代际传递。

  本研究从侧面佐证了上述观点。案例家庭中的祖辈,年龄约接近60岁或60岁以上,他们都将女性(母亲)工作看作很自然的事情。祖辈们会感叹现在带孩子真不容易,也担心年轻父母忙不过来而愿意提供帮助,却几乎没有人质疑过妈妈为什么要上班。

  从情况看,相较于爸爸,妈妈和祖母的干活时间都非常长,而且强度大。以三代共居、照料10个月孩子的家庭(案例7)为例,妈妈工作时间很长,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儿童照料;外祖母主要时间用于儿童照料和家务活。爸爸的工作时间比妈妈稍长,但是儿童照料和家务劳动时间远少于前两者。也就是说,在没有外祖母协助、男女照料责任划分不平等的情况下,妈妈不可能外出工作,甚至还要压缩睡眠时间。但是,在向外祖母“借用”了大量时间后,妈妈的时间有了富余,她才能做到工作跟孩子一样都不丢。

  这种感受同欧洲社会的家庭现代化变迁有着相通之处:“生活不再是不言自明的”;“和谐的日常生活变成了要有大量准备才能获得的成就”。中国的一个特点是,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发展催生了一种竞争式的育儿文化。培养孩子要从一出生就开始,是一项只许成功、不许失败的任务;独生子女家庭更是如此。但如果工作要进步,孩子要精养,就意味着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加剧;而妈妈们很难事先完全做好准备。这带来长达数年的压力感和焦虑感,就像“蜡烛两头烧”(妈妈,案例13)。如果处理不好,还会影响再生育决策。

  其一,与韩国的情况比较可以看到,韩国女性大都是育儿期间退出职场(近年来,韩国高学历的年轻白领女性选择不婚、晚婚、少生或不生的情况逐步增加,有韩国学者认为,女性采用这些方式回避因结婚、生产和育儿对自己生活及工作造成影响),若干年后再重新就业,形成“M型生活道模式”。同时,韩国妈妈在育儿方面的援助资源较为多元,除了家庭网络之外,还有朋友及邻里的互助网络,以及类型多样的(3 岁以后)托幼、保育和教育设施。比较来说,中国女性的生命历程更多地是持续就业的超级妈妈类型,在育儿方面则更集中地依靠家庭亲属网络,很少见到社区邻里互助的案例。

  过去老一辈养孩子叫“拉扯”, 我们小时候是“圈养”,现在的孩子个个都要“精养”。(爸爸,案例7)

  代际居住安排涉及一系列购房选择,需要夫妻双方乃至两代人的规划与行动,彼此的合作与。的双职工家庭大部分规划意识很强:有些家庭的老人很早就催促购房,有些夫妻结婚时通盘考虑,有些夫妻则婚后有了生育计划立即换房。

  第三种类型是进城务工的妈妈。尽管不能称其为“超级妈妈”,但是她们事实上付出巨大个人努力,组织家庭亲属资源帮助照料孩子,而且背负更沉重的和经济压力。这种类型的妈妈为有条件照顾孩子而必须离开孩子,为应对照顾危机又无法稳定工作。打破这种困局需要顶层制度如户籍方面的,实现孩子与父母随迁。作为过渡性措施,可以考虑在特定区域、特定行业为此类妈妈建立临时性托管机构,提供探亲补助或者探亲假等支援。(全文完)

  我们跑了二三十个楼盘。要考虑面积和户型,小孩房、老人房、书房、夫妻房,面积就不可能小。还有地点,附近要有幼儿园、学校和医院,方便老人看病,接送孩子入托、上学。面积大,只能选在郊区,但是得我和我太太每天通勤时间不超过2小时,家里有什么事我们得赶回去。符合这些条件的楼盘我们基本都去看了。(爸爸,案例9)

  首先,“超级妈妈”通过动员、组织和协调家庭亲属资源,在微观层面上促进了家庭团结。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和家庭变迁的时候要注意到,一方面,家庭在变小,传统的大家庭越来越变成相对离散的核心家庭。另一方面,家庭也在变大,围绕着育儿(及养老),代际之间和亲戚之间,又组合成功能性的紧密网络。作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代际及亲属居住形态(空间与距离),也变得多元和流动。在中国社会转型期,女性付出及家庭团结成为解决新旧风险叠加的微观机制,一定程度上,也是家庭居住形态变化的微观动力。

  另一方面,老人们从自身考虑,希望通过带孩子减轻晚年生活的孤独寂寞感,也为子女以后照料自己多加一份保险。双独父母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,甚至出现两边老人争着带的情况(案例3)。即便在非独生子女家庭,老人也愿意为女儿带孩子,不必然遵循父权制下祖母照料孙子女的传统规范。案例8的老人帮儿子、女儿都带过孩子,甚至有6个城市双职工家庭动员出(外)祖父参与照顾孩子。

  这位妈妈所表达的是一种明确的个人态度和选择,即两头不丢,愿意面对压力。我们将此看作超级妈妈群体的主观性特征,它反映了妈妈们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与担当,并折射出历史与社会条件在观念上的形塑作用。对此我们分别从工作与育儿两个方面来认识。

  这种平等的工作文化(妈妈也要上班)根基于双就业家庭模式,同时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来源。首先,中国的家庭传统崇尚勤奋,在与市场竞争条件下,它演变成为一种“奋斗个体”。其次,有研究者分析过,来自国家的妇女解放线 年的工作母亲的观念。这种话语将“参加社会劳动”看作妇女解放的前提,将全职家庭妇女视为“不劳动的寄生虫”。还有研究者认为,与社会的公私领域相互分立制衡不同,中国的集体主义时代具有“公私镶嵌”、“私嵌入公”的结构特征。其中,“公”(即工作)是第一位,“私”(即家庭、夫妻、育儿、照顾等等)则是第二位。

  当两边祖辈都无法帮忙时,妈妈如何动员爸爸参与育儿变得极为重要。现有文献从阶层差异角度,解释儿童照顾过程中的夫妻博弈。受教育程度较高、有较多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的女性,能够促进双方更平等地承担育儿责任。非隔代育儿的案例13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点。妈妈的收入、职业类型和教育水平均高于爸爸,在教育、照顾、就医等育儿问题上,爸爸更愿意相信妈妈的判断,共同分担与合作。

  通过对案例中的家庭的深度,我们发现,工作妈妈们运用三种微观策略来构造“工作-家庭”平衡格局。一是调配经济资源,安排居住空间;二是动员人力资源,建立育儿网络;三是重新分配时间,明确分工与合作。

  很明显,工作的理由来自于对育儿成本和家庭经济考虑,来自于妈妈对于夫妻分工的定位。换言之,工作不仅是因为国家需要,而且是因为家庭需要和自己需要。因此,这位妈妈的叙述包含了重要的视角变化,即从国家视角转变为家庭及个人视角。无论是工作还是育儿,都是家庭的事,也都是自己的事。她在规划自己的家庭,并表现出性和自主性。当然不是每一位妈妈都能够说自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,但她们都知道自己是自身的经济支柱,其收入也是家庭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。她们以此方式确认了女性的价值。

  孩子不能丢,工作我也不能丢。两边我都丢不起,最困难的是这一点。好辛苦,有时晚上喂完奶还得挺起身继续加班。(妈妈,案例10)

  住房安排还涉及对家庭、资产的调配。来自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的妈妈,展示了出色的理财意识和能力。案例1中,妈妈丈夫在自己父母家同住了五年。不仅得到老人协助育儿,还攒下钱作投资,最终在老人家附近买到学区房,协调了工作与老人及孩子照顾的问题。在某种程度上,上一代父母对女儿在教育上持久密集的投入,培养了年轻妈妈在现代社会挺立的能力。

  其二,从西班牙最新研究中可以看到,“超级妇女”逐渐成为一种历史现象。新一代西班牙职业女性,越来越没有能力,也没有意愿再当“超级妇女”。她们选择晚婚、少生、不生或者从事兼职工作。这导致妇女劳动参与率偏低,生育率在欧洲国家也属偏低。这提示我们,研究中国的超级妈妈也要有长时段的观察,并特别注意其中的变化与社会生育率之间的关系。

  在养老院是按天干,不是按月干,没有长远的打算,随时家里有事随时走。没有打算考护工证,机构给钱我们参加培训,如果不在这干了怕亏欠。(妈妈,案例14)

  受访家庭中,大部分老人都愿意帮子女带第一个孩子。一方面,他们高度体谅子女的工作需要和育儿压力,自己退休有时间且只有1至2 个子女。“肯定是要帮的”,“不帮说不过去,会被人说的”,是祖辈们的共同观点。

  对进城务工的妈妈来说,有留守老人带孩子是相对较的情况(案例14)。但是,案例15 中的单亲妈妈无法动员祖辈,只能以每月支付1200元的条件,姐姐帮助照顾自己的小女儿。也就是说她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,但照顾密度和质量远不如城市家庭。

 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,使女性在职场上的竞争压力增大。与此同时,被看作女性责任的育儿难度也在加大。

  育儿之前首先要育爸爸。钱我挣,孩子我带,这样的男人要来干嘛? 而且,两个人要统一育儿知识,我也放手给他带,不会担心他带不好就不让他(带)。买菜、买早餐、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这些活基本上我老公都有做。(妈妈,案例13)

  另外需要注意一点,比起他们的父辈,男性自身也发生了积极的转变。从观念上看,许多爸爸愿意学习,教育程度高的爸爸更是如此。他们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以及目前的竞争,能够清楚陈述育儿观念,也愿意为妈妈提供更多的支援。有两位爸爸(案例6、案例7)正在考虑更换工作,以便减少通勤和工作时间,更多地提供协助。从实践上看,部分爸爸参与了儿童早期教育、陪伴、游玩、就医等辅助性的照顾工作。部分二孩爸爸能够从一孩养育经历中自身,快速转变育儿方式。年轻一代爸爸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其育儿观念转变,是妈妈成功动员核心家庭资源的有利条件。

  妈妈之所以超级,归根到底是实现了照顾时间的再分配。在隔代育儿的双职工家庭,妈妈无偿征用了祖辈的闲暇时间,用来填补自身照顾时间的短缺。

  中国的“超级妈妈”需要动员和组织祖辈、父亲、亲戚等参与育儿,建立密集的照顾网络。图为2018年6月8日16时50分,广州市天河区信成南街,一名放学的小学生冒着暴雨回家。 视觉中国 资料

  你不能把父母看成纯粹帮你带孩子做饭的劳动力,我们现在搬出去住,小女儿出生后,换成我爸妈来帮着带。但是你不能了爷爷奶奶跟两个孙女相处的时间。所以下午由我公公去幼儿园接大女儿回家。他们在上聊天,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时间。(妈妈,案例6)

  第一种是常规就业的妈妈。考虑适当增加母亲的育儿假,同时重视发展0至3 岁托幼服务体系。除了投资以外,可以鼓励社会投资,规范市场化的托幼服务,来为协助育儿的祖辈提供喘息服务。长远来看,应考虑为爸爸设立育儿假,推动照顾责任的性别平等。此外,要特别重视此类中的次级群体,即生育后辞去工作、数年后再就业的妈妈,为她们提供重返就业市场的激励措施和配套的措施非常重要。

  也就是说,为保持自己的灵活性,这部分妈妈的“选择”是不追求稳定岗位,不做长远发展规划,也不投资于职业技能培训。但这使得她们始终处于边缘,即便有户口积分制等措施,也无法在城市中获得使孩子随迁的资格。她们是工作妈妈这个群体中的一个次级群体,同样努力于“工作与孩子一样不能丢”。但在城乡差别和远距离流动工作条件下,她们容易陷入极端困境中。

  在没有祖辈参与照顾的家庭里,妈妈采取两种策略对时间做再分配。一是夫妻之间对照顾职责做时间再分配。“我和老公一起养家一起承担家务”(妈妈,案例13)。也就是说,男性不是以工作为前提,闲暇之余协助女性做家务及照顾孩子;反之,对女性也是同理。因此,照料劳动不是基于性别分工,而是更为平等的分担。二是女性保持自身工作高度的灵活性。一位以翻译为职业的妈妈,在孩子三岁以前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。

  我太太不生(二孩),她觉得养孩子、教孩子很花时间精力,工作又那么忙,好不容易熬到孩子上小学,再来一个搞不定,还会影响对女儿的培养。(爸爸,案例2)

  工作灵活性的好处是便于协调工作与育儿的两难,但是她也表示,由于从事职业,社保和医保都比别的妈妈差了一截,长远会有养老担忧。

  其次,“超级妈妈”及其家庭付出,填补了社会福利制度的缺失。策目标和制度资源主要用于发展经济及补偿经济损失(即抵御老风险)的时候,儿童(及老人)照顾所需要的资源,很大程度上由家庭自行组织和提供。从新风险理论角度来看,“照顾”与“工作”一样,都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。在照顾领域中,中国的“超级妈妈”及其家庭事实上是最重要的福利提供者。因此,承担照顾的职业女性以及她们的家庭,不是福利的者,而是福利的创造者,应承认其社会价值。

  两个女儿跟我,他(前夫) 不要,不可能继续在他那里住,也不可能回娘家住,分家了嘛。大女儿上大学,小女儿一个人在家,上初中每天晚上从县城中学回村里不太安全,我在县城买了套房。有什么事我大姐和妹妹也能过去照看一下,她们都搬到县城。(单亲妈妈,案例15)

  在一定的空间安排下,妈妈需要动员和组织祖辈、父亲、亲戚等参与育儿,建立密集的照顾网络(见表2)。12个双职工家庭中,只有4个家庭(曾)聘请钟点工或保姆分担祖辈的照顾压力。一方面,即使对于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,长期雇用保姆依然是一份不小的经济负担。另一方面,父母们普遍反映“找到一个靠谱的保姆很难”。保姆照看可能有安全风险,也有随时辞职的不确定性。相反,孩子交给老人带“更安全、更放心”。

  但是,在二孩照顾问题上,妈妈需要在代际之间做大量的动员和协调工作。最近的研究发现,曾经带过一孩的祖辈不愿意再带第二个孩子。受访家庭通常采用三种方法动员祖辈:两边祖辈轮换,两边祖辈各带一个,或者雇请保姆协助祖辈。案例9 家庭协商出轮换的方案,不过两边祖辈都不想带二孩,采用“拖延”、“”、“请假”等策略减少照顾压力。又因(外)祖母是主要协助者,这些都需要妈妈沟通和协调,动员和组织,也要和。非独生子女家庭里(案例8、案例13),老人在照顾完一位子女的1至2 个孩子后,已经不愿意再带了。动员无效的情况下,“不生二孩”成为不少一孩妈妈的选择。

  此类妈妈家庭资源非常困难,反而受到传统婚姻和家庭规则的约束。尽管建立了比邻姐妹的居住安排,但是高度不确定。而且,购房了个人全部积蓄和赡养费,还需要在城里持续工作以还贷。她们看似有房有工作,实则陷入巨大的经济风险。

  口译要出差,老公一个人带不过来,只能放弃,尽量多接笔译,客户会流失一些……笔译也有时间节点,可是孩子不同阶段对你的时间需要也不同,我要掌握住两边的节奏……孩子大了之后,睡眠时间变短,拽着你往外跑,我只能晚上等孩子睡了熬夜工作,或者趁他还没睡醒,早上起来做。(妈妈,案例13)

  既要工作,又要带孩子,这是一种客观情境。但是,身处此种情境中的工作妈妈也有自己的主观态度。中国的带来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,也增大了家庭和个人的选择。退出职场回家带孩子,就是一项选择,例如,一些国家出现了“主妇化”现象。但是,在本研究的对象中,无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还是相对较差,妈妈们都认为,工作跟孩子一样不能丢。

  本研究所的家庭,大都认可母亲工作对于家庭的正当性和必要性。明显例外的情况来自于一对农民工夫妻。留在家乡本省打零工做小生意的丈夫,要求到外地做家政工的妻子放弃工作,回家带孩子。妻子则明确,理由是回家做饭带孩子就要受气,而老公并不能稳定的收入(案例15,已离婚)。在她看来,工作不需要理由,不工作才需要理由以及必要条件。

  妈妈必须具备育儿知识和技能,否则再多人帮你,经济条件再好,哪怕全职在家,你对着孩子一样是懵的。(妈妈,案例13)

  精养对妈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除了花时间陪伴,最大限度地在场之外,掌握科学喂养、安全陪伴、早期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也变得非常重要。

  要更好地认识中国超级妈妈的贡献与特点,还需要有国际比较的视野。但这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,本研究仅从两个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思考。

  孩子现在4岁,衣食住行、旅游、保险、兴趣班林林总总,估计花了30 多万……我老公公司业务转移到国外,中国区很可能不会留人,他正在找下家。我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,只要公司不倒闭,我打算干到退休,绝对不会辞职回家。(妈妈,案例1)

  对进城务工的妈妈来说,让孩子“随迁”是首选方案。但是受职业性质、经济条件、住房和城市入学资格等,这不容易实现。那么在孩子幼年时期,妈妈的共同策略是保持城乡之间的迁移能力,以便解决重要或突发事件,如孩子生病、考试等。

  然而必须看到,虽然两代妈妈都是工作妈妈,但是年轻一代的观念中,“为什么要工作”的理由已经有很大不同。

  换句话说,独生子女政策下形成的小型化家庭结构、弱化的性别偏好、老人对赡养及情感的需求,都为妈妈们动员双方家庭祖辈协助照顾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  为实现“工作和孩子一样都不能丢”,工作繁忙的妈妈大都会求助祖辈的帮助,由此形成代际协助育儿的局面。在这里,难处不在于祖辈的意愿,而在于安排出彼此邻近或同住的居住空间。

  当“被借走”大量时间后,受访的祖辈们普遍反映,因为要带孩子,平时没时间去旅游、上老年大学,也没时间跳舞唱歌,连跟朋友的次数都减少。祖辈们清楚地将“带孩子”界定为“上岗”或“上班”,突出其时间长、强度高、责任大的特点,但是不计酬。相反,不需要照顾孩子的外祖母(案例10),则能够继续工作,增加自身收入。这表明,在隔代育儿的双职工家庭里,祖辈(尤其是女性)的身体健康、社会参与以及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损害。

  家里哪个老人能帮带孩子,大家心里头有数的,一般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反而是老人来了怎么住,这要花时间、花大钱解决。(妈妈,案例8)

  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,我们主张,应将“工作与家庭平衡”问题提到的政策议程上,高度重视提升女性和儿童的社会福利。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,可以从最基本的分类开始。根据本研究分析,城市里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工作妈妈,相应的政策措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:

  与等物质相比,情感、尊重对维持代际关系的育儿支持更重要。但是,必须承认,在超级妈妈的家庭支援机制中,存在年轻一代对老人的代际剥削,导致后者利益受损;其中,老人的时间损失远非物质和情感能够弥补。

  由此可见,一方面,原有的来自国家的妇女解放话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奋斗话语,共同支持母亲工作。另一方面,复兴中的传统母亲形象与新兴的现代化的“好妈妈”标准,又共同强化了母亲的育儿职能。两个方面相叠加(各自又含有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),构成了超级妈妈特有的冲突体验。在这样的情景下,工作和孩子都不丢,是一项“需要大量准备才能获得的成就”。其中的主要内容,就是协调各种资源以平衡工作与家庭。如果资源不能持续,妈妈的努力可能只到生育一胎为止。

  大部分受访的妈妈清楚地意识到,祖辈高强度、长时间、不计酬的服务投入,对老人个人而言是巨大。她们采用两个方式来维持时间调配。一是物质补偿;二是情感反馈,让祖辈感到“被尊重”。

  而作为独生女的妈妈,则展示了对家庭资源较高的动员能力。受访家庭的老人普遍愿意给妈妈们提供支持,这既是对家人的责任,也含有养老的期待。但是,比起非独生女,身为独生女儿的妈妈更能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,代际之间保持较强的亲密感。换句话说,身为独生女儿的妈妈能够从传统和现代两边汲取养分,动员出家庭资源支持居住安排。因此,老人对独生女妈妈的购房支持力度很大,包括支持首付、直接提供住所、买家具甚至给第三代购买保险。

  相比之下,在经济条件较差、房产较缺乏的家庭,共同的策略是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居住空间,例如改建(案例12)、加建(案例11)。代际居住安排呈现出长期而稳定的三代同堂,居住条件较为恶劣。

  第二种常规就业的妈妈,包括工作时间灵活的职业者、临时工以及个体经营者。这种类型的妈妈们,自己有条件处理时间分配,但可能需要社区层面提供临时性的照顾支援网络。同时,她们在工作机会的长久性及医保、社保等方面有特定问题或者困难,需要政策扶持与对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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